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稳住就是要防止断崖式的下跌。

2014年，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为10.4%，2018年京津冀三地经济总量虽然较之2014年有较大增长，总量达到8.5139万，但只有全国9.45%。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偏旧（重化工业占比很高），新旧功能转换青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民营经济相对弱小，天津想再续辉煌，短期似无可能。

2018年，中国特大城市发展呈现一些新特点。这说明过去一煤独大的山西，非煤产业已经成为山西省主要经济增长点。航空、VR(虚拟现实）、数字经济、物联网等一批新产业加速集聚，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突破33%，潜力型产业加速向支柱型产业成长。较之2017年7.8%，2018年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7.1%），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仍高出0.5个百分点，是第一方阵中经济增速最快的省。2018年，除重庆外，长江经济带其余10个省市经济增速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一些短期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着下行压力。上述增速高的省份，西部省份居多，且体量相对较小，发展阶段普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付这三大既得利益。

当时国家意在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四万亿，大多流向了最容易暴富的房地产。第三、对未来的投资，上述两个因素也促成人们把对未来的预期放在房市，而非股市。两市关联性极高，几乎为一体。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块也没有大动作。

早期这三个领域也被高度市场化，只有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这三个领域不再视为典型的经济领域，而是社会领域。尤其是堆砌了大量优质资源的一线城市，因为就业、就学、医疗机会等因素，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阻止人口的进入。

而股市上不去，表明人们对实体经济预期不好。直到今天，人们连这两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甚了解。这么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这些领域越赚钱，社会的抱怨就越大，因为这些领域越赚钱，表明这些领域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政策研究者当然决定不了决策者会接受哪一个方案，因为接受哪一个方案又是另外一个政治过程。

在任何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制度是社会制度的支柱，对一个社会的稳定至为关键。尽管政策研究者也避免不了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因为研究是开放的，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先表达出来，再经过正式的讨论程序，基本上可以知晓各类政策会导致的结果和对各方的影响。尽管政府多年尽心尽力地整治房地产，但毫无效果。这种分离保证了政策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人们就不能简单地把股市的现状归之于内部操作和腐败了。回到两市之间的关系，一句话，它们之间已经进入了难以逃脱的恶性循环。

同时也容易理解，随暴富而来的则是社会的抱怨。房市好（价格高），资金流向房市，股市肯定不好。

在法治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旦左的意识形态回归，必然影响财富拥有者的信心。房市治理不好，其泡沫就越大，而泡沫越大，经济风险就越高。相比之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这些社会领域里实现的基本上就是在西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很显然，当决策者也是政策研究者的时候，研究者肯定是为了论证自己的决策，而这个论证过程往往选择对决策有利的证据，而有意或者无意间忽视对决策不利的证据。但现实情况不是这样，国企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作为但到处与民争利的局面。中国的房市和股市就是这种决策模式的产物。

第三、财富保护机制不足，主要表现在法治不足。但问题在于，股市领域的反腐败已经持续那么多年了，但股市仍然不见好。

但对社会和国家整体来说，入房市而避股市则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因为需要选票，政治人物具有巨大的动力在这些领域花钱。

如果能够这样做，就可以预期同时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目标，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治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稳定。股市反映人们对经济的预期。

大量人口进入城市，需要住房。尽管这些从经验上很容易观察得到，但如何去逃避这个恶性循环呢？ 这里面反映出个体（家庭和企业）和社会国家整体利益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很多治理有效的国家，一般说来，政策领域的决策和政策研究是相对分离开来的。整治房地产毫无效果 再说房市。

为何入房市而避股市 入房市而避股市，说穿了就是钱的流向问题，即钱流向了房市，而没有去实体经济。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把法治应用到企业家或者商人的人身安全方面。

那么，为什么钱流向房市，而非股市？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社会领域的市场化，人人需要的社会领域一旦市场化，肯定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盈利。在很大程度上，两市所呈现出来的局面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非典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研究界的窘境与难堪。

在理论上，人们明白了国有企业会占据自然垄断领域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位，而需要把竞争性领域开放给民营经济。中国已经制定了《物权法》，现在人们期待民法典的出台。

在发达国家，基金是股市的一个主力军。并且，一旦产业化，马上就造成了这些领域的暴富现象。因为人人都需要看医生、接受教育和居住，这三个领域的进步也被视为是国家乃至人类进步的标志。早期股市是内部操作和腐败的象征。

之前，房地产基本上还是掌握在地方政府和民营领域，但四万亿导致了很多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社会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财富要通过再投资而保值和升值。

房市被视为是财富增长的领域，但包括基金制度在内的金融制度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并且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要不放任自由，要不一刀切地控制。决策者（一般都是政治人物）最终接受的方案，可能是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综合方案。

即使到了今天，股市领域的反内部操作和反腐败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过程尽管漫长一些（即低效率），但也在减少错误的同时实际上提高了决策和执行的效率。